情動於「中」：當代中國的思想爭鳴與情感政治

序
情動而辭發
王德威

情感，思想，與政治的互動是現當代中國研究最值得重視的課題之一。一般所見，學界談思想、論政治總是大言夸夸，一旦觸及情感，立刻扭扭捏捏起來。我們的現代性論述一向以啟蒙、革命是尚，以此為啟迪民智，創造新政的要項；對於情感如何與之掛鉤，其實缺乏細膩深刻的論述。等而下之者，甚至認為情感無非是小悲小喜，必須鍛煉導正甚至壓抑排斥。隱含其中的性別、知識、意識形態偏見，不言可喻。

然而「革命」、「啟蒙」一百多年後，回顧所來之路的滿目瘡痍，我們不能不反省是否錯過了什麼節點？從民國肇造的拋頭顱、灑熱血到共產革命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從知識分子的感時憂國到市井百姓的穿衣吃飯，從文化大革命的酷烈狂熱到新時代的內卷躺平，幾代中國人歷經思想和政治顛撲，卻還是無從安頓情感的位置。我們的社會既無情又濫情，既矯情又煽情，難道不正是思想、政治缺陷的起因，或是結果？大人先生高談中國現代思想結構從「天理」化為「公理」，卻忽略了「情理」的轉圜，無疑是關鍵所在。

我們需要情感教育。從語源學角度言，「情」不僅意味喜怒哀樂、七情六慾，也意味外在事物與主體交會的狀態（情況，情境），存有的條件（盡得其情），真實與真理（道始於情）。作為動詞，情有斟酌，判斷的含義（情之以理；情不情）。從身體到義理，情的多義性難以駕馭，傳統論述的反應也是莫衷一是。從孟子的「四端」、莊子的「逍遙」，玄學的聖人「有情」／「無情之辯」，到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欲」，可見一斑。晚明王學以來，情的思辨有了典範性轉變，也成為中國主體現代性開端之一。

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的情感轉向同樣歷歷在目。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倫理學、休謨（David Hume）的情感論、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無不質疑政教權威、真理統御，預示了「感性時代」（age of sensibility）的來臨。時至今日，情感研究從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拉崗（Jacques Lacan）式的心理分析，到左翼的慾望、解放辯證 （Erich Fromm、Herbert Marcuse），自由派的情感倫理（Martha Nussbaum），以及後現代情動論（Gilles Deleuze），各成一家之言。當下AI智慧引起熱烈討論，殊不知情感反而可能是人類最後的防線。

是在這樣的知識譜系裡，涂航博士的《情動於「中」》出版堪稱此其時也。如本書副題所示，涂航將焦點置於當代中國的思想鳴放與情動政治。他所謂的當代應有兩重含義，一為上個世紀末以來我們對當下此刻的敏銳時間感受；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刻意打造的歷史觀，以1949年為「當代」開始，而且邁向永恆。兩種「當代」在書中交錯，演繹出一段又一段驚心動魄的故事：陳寅恪五○年代的隱微寫作成為世紀末新自由主義者的懷想對象；李澤厚歷盡文革創傷，力求從廢墟中重建美學價值、塑造情本體；陳映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嚮往紅色天堂，終必須面對後革命時代的「左翼憂鬱」；劉小楓八十年代從基督神學找尋救贖，卻在新時代發現毛澤東才是他膜拜的偶像……。

根據這些案例，涂航可以寫出一本知識分子如何歷經政治狂潮，磨煉思想邏輯，堅守或改變理念信仰的專書—這是思想史的路數。但他顯然以此為不足，而希望從中梳理出更複雜的線索，如陳寅恪的史論如何「痛哭古人」；李澤厚的儒家「樂感」文化如何導向「告別革命」；陳映真的憂鬱如何啟發後革命行動；劉小楓的「海洋性激情」如何接軌古典公羊學說……。換句話說，思想不只是綱舉目張的思辨過程，也牽涉思維主體的癡嗔與愛憎；政治不只是公眾運動或權力取予，也牽涉行動主體的希望與悵惘。更進一步，情感不僅源自個人，也是一種公共意向投射和意象流傳，直通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謂的「感覺結構」。

涂航花了相當篇幅處理情感作為現代論述的來龍去脈，因為明白這一關鍵詞太容易望文生義，引起誤讀。情感作為「論述」，已經隱含二律悖反的聯想：如果情感是內蘊流動的，何能述之論之？但另一方面，正由於情感啟動了思想論述，或甚至思想論述觸發了情感，我們更有必要正視兩者的共生關係。涂航對「情動」（affect）與「情感」（emotion）作了基本區分，謂前者指涉人本中心以外，超理性或非理性的動能或反應，後者指涉社會場域流動或制約的愛恨悲喜。他的立論基本得自西學啟發，如果嫁接到古典中國論述，反而更有發揮餘地。如前所述，「情」不論從觀念論或倫理學而言，都涉及情動和情感，自發和後設等層面，甚至饒富歷史（「觸事興詠，尤所鍾情」）、政治（「發憤以抒情」）喻意。台灣和海外漢學界的「抒情」傳統研究即始於此。本書書名《情動於「中」》語帶多義，足以顯現作者是明白其中道理的。

本書的另外一個關鍵詞是「文」。此處的「文」泛指物象與文采，氣性與書寫，彰顯與隱喻；我們所熟悉的「文學」僅是廣義的文的現代詮釋之一。涂航所處理的文本包羅廣泛，從文史述作到小說虛構，哲學思辨、文藝批判、再到政治文章，甚至旁及政論宣言。他看出現當代中國的思想與情感論爭難以被簡化為西方言說模式，古典的文反而可能是更多元載體。儒家所謂的「興、觀、群、怨」就深富思想與政治意涵，而其表達形式是詩；荀子論禮，強調「情文具備」， 其辯證面的「發憤」或「怨毒」著書則影射禮崩樂壞的時代裡，文，或微言，或大義，成為最後的歸宿。當然，文的扭曲、湮沒也必須是變數之一。當文只剩下一種「痕跡」，它呼應了字源的根本，那（章太炎所謂）文明有無的臨界點。

面對「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中國，涂航選擇「文」的消長作為討論當代情感、思想、政治交會的平台，飽含個人對共和國歷史的感喟：那是文明的，還是野蠻的歷史？本書分為四章，仔細討論了關鍵人物如劉再復、李澤厚、余英時、陳寅恪、陳映真、王安憶、劉小楓等人的思想轉折與歷史經驗。這些學者作家不再是一本正經的思想史或文學史人物，他們的思想根植生命，原是有血有肉的。值得注意的是，涂航不僅意在描摹個人的歌哭與悲歡，更要觀察他們字裡行間所生的情感如何凝為一種信號，一種召喚與回應，引導我們體會一個時代「思」與「信」與「感」的取捨。

涂航首先討論劉再復和李澤厚面對革命遺產的「隱秘對話」。劉、李兩人與革命傳統關係深厚；李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即因參與美學大辯論名噪一時、劉則是共產黨栽培的文學評論家。文革之後，李澤厚糅合康德與馬克思學說，號召回歸美學，成為一代青年思想導師；劉再復在文藝界扶搖直上，直奔第一把交椅。即在彼時，他們的思想已經開始出現變化；李對革命壓倒啟蒙的反思，劉對性格「多元組合」的倡議，引來官方不安。六四之後他們流亡海外，生命的困蹇逼出了思想的蛻變。劉再復從基督教和儒釋兩家立場反思「罪」和「懺悔意識」；李澤厚從儒家「樂感文化」體悟生命俗世性，從而發展出「情本體」。「罪」與「樂」的情感取向何其不同，兩人卻殊途同歸，以此「告別革命」。

本書第二章處理「民國史學第一人」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境遇，以及世紀末的「陳寅恪熱」。1949年世變，陳氏選擇留在大陸，未料噩夢自此開始。他由史學轉向非今非古的文化詩學，深埋一己塊壘。其時遠在哈佛的留學生余英時偶得陳詩、文稿，為之震動，由此展開長達六十年的「心史」考證。天安門事件後知識分子苦無出路，從陳標榜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找尋寄託，未幾，新自由主義學者又奉陳為自由主義前行者，以之與新左抗衡。「陳寅恪熱」蘊含三代知識分子的鬱憤與悲情，也直指千百年來知識與政治難以媾和的困局。而參透這一兩難，有賴「文學」工程：藉此喻彼，引譬連類，成為思想者不得不然的技藝。隱於其下的則是陳氏「痛哭古人，留待來者」的悲願。

第三章轉向「左翼憂鬱」辯證，焦點為台灣最重要的左翼作家陳映真與大陸女作家王安憶。陳早自六十年代即傾心左翼思想，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王安憶出身紅色家庭，但未能免於文革動亂波及。八○年代初因緣際會，兩人在北美遭遇。回顧三十年共產革命的暴虐和創傷， 「美帝」社會的資本與豐饒，兩代作家不能不有所惑。陳承認革命的挫敗，卻無怨無悔，貫徹始終，王則從傷痕和幻滅中，掙扎反思社會主義願景的消長。以此，涂航檢視近年西方學院內流行的「左翼憂鬱」論述，叩問何以源自個人的「憂鬱」蔓延為左翼知識分子的通病？筆下的台灣與大陸案例是否也適用同一判準？不論如何，比起目前既姓「社」又姓「資」的國家體制，或又當又立的新左宣傳隊，陷入左翼憂鬱者以「自嚙其心」的姿態，咀嚼「俱往矣」的憂傷與不捨，反而為革命帶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動能。

本書以劉小楓如何由基督神學轉化為政治神學來到高潮。劉從德國浪漫主義起家，經由文革動亂來到新時期百家爭鳴，但在遍尋「拯救與逍遙」而不得後，他轉向基督神學，企圖從彼岸獲得救贖。但這還是故事前半場。九○年代後劉號召漢語神學運動，強調中華文化本位信仰，之後他受到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啟發，發現政治神學，自此從彼岸又回到此岸。他援引公羊學說，終奉毛澤東為國父。劉的尋道過程充滿曲折，不變的是革命喚起他洶湧澎湃、「情深似海」的感覺（oceanic feeling），一種渴求超越世俗，政教合一的終極情懷。在愛智（logos）和律法（nomos）間，劉畢竟以感性，與感應，作為起點與終點。

《情動於「中」》從情感政治角度，勾勒當代思想版圖：啟蒙者從「罪」與「樂」重探現代人學與仁學譜系；自由主義者重讀（或誤讀）陳寅恪的悲情以見證獨立與自由之必要；左翼作家藉由憂鬱敘事反思革命成敗是非；保守主義者結合政治與神學召喚深不可測的聖寵。這些線索相互鏈接，在在可見此一課題的深度和廣度，也引領我們作出如下聯想。

思想與情感的辯證非自今始，而應視為漫長的「現代性」過程的要項，至今仍然律動不已。如前所述，現代西方情感論述隨十七世紀啟蒙時代開啟，自始即和理性人文思維相互應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因休謨、盧梭等人的倡議大放異彩。盧梭的浪漫主體情懷和感性行動預示了未來革命、解放憧憬。另一方面，休謨以經驗主義出發的情感論述，強調感同身受的共情，而非道德或宗教真理，才是社會倫理的基礎。稍晚的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則企圖調和理性與感性，並另啟「遊戲」論作為審美活動的開端。他們的對話對象不是別人，正是理性主義大師康德。

中國傳統的情感論述未必能完全與西方對應，但足供後之來者參照。晚明湯顯祖的情教論眾所周知。王學大家劉宗周提倡「即情即性」，重純情，貶「鑿智」，打破此前程朱「性即理」的執念。這是儒學情感論述的轉折點。劉的從人黃宗羲、陳確等更強調「離情無以見性」；「天理皆從人欲」，情理並論。而總其成者則為十八世紀的戴震—康德、休謨、盧梭的同代人。戴震主張「達情遂欲」、「以情絜情」，為道德情感布置新局：欲、情、知形成的「氣」化主體即是道德主體。戴震獨重情理之辨，梁啟超稱之為兩千年一大翻案。

晚明清初士人將情感與思想相提並論，除了知識譜系（程朱學與王學）的變動外，歷史、政治形勢也有以致之。戴震的情理之辨隱含對官學恪尊天理、墨守成規的批判，這類批判再傳到清末，反映在龔自珍的「尊情」論述上。誠如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所論，中國現代性的基礎無他，就是情性的解放，唯以此為基礎，革命和啟蒙才能成其大。從魯迅到郭沫若，從朱謙之到胡風，都曾強調情感、思想與革命三者的聯動關係。民國與共和國的建立如果沒有摧枯拉朽的「民氣」作用—或鄂蘭（Hannah Arendt）所謂革命開新的激情（pathos of novelty）—不會成功。但曾幾何時，一個號稱「解放」的政權居然如此避談情理，代之以毛版「存天理，滅人欲」。扭曲的情感、壓抑的欲望反而炮製出種種大鳴大放的運動，「以理殺人」的亂象。

《情動於「中」》雖著眼當代，其實回應的是三百年來情理之辨的大問題。各章所論情感政治來自人倫欲望與宗教信仰，也來自革命動力與自由思想，所凸顯的複雜度比起過去任何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無他，我們所面臨的中西知識及情感衝擊前所未見，與此同時,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因為生命和科技政治（biopolitics, technopolitics）的加持，更是變本加厲。

即便如此，涂航強調當代思想的「情感考古」之必要，持續思辨情與志，情與理等命題之必要。的確，如果不能理解左翼憂鬱和毛記國父神學的來龍去脈，我們如何與革命歷史真正「和諧」？不能直面罪與懺悔意識和樂感文明始末，我們又如何保證中國有「夢」的品質？而涂航仔細研讀各類文本，強調從「文」的實踐上進入情理思辨過程，不啻向「情動而辭發，披文以入情」（《文心雕龍》）的古典教誨致意。

作為九○後學者，涂航其實沒有經過「革命洗禮」甚至天安門事件，但卻似有著老靈魂。以他在哈佛堅實的西學訓練，大可以從事最前沿的研究課題，但他對當代中國何去何從及知識分子的命運獨有感觸。他以《情動於「中」》作為新書標題，既點明他為中國研究另闢蹊徑的意圖，也蘊含個人海外深造多年的心情。我有幸見證此書從無到有的過程，也享受教學相長的樂趣。爰此為序，並與涂航共勉：問學之道就是有情的事業。


導論（節錄）
思想的「情動力」

一、革命之後
中國大陸在過去四十年所經歷的引人矚目的市場經濟轉向引發了學界對中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重估」。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以空前之姿重塑知識場域和政治想像的同時，毛澤東革命的幽靈卻徘徊不去，以文學敘述、思想爭鳴和記憶政治等諸多形式魂兮歸來，甚至變本加厲地挑戰和嘲弄啟蒙的共識和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本書試圖深入梳理中國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期間的諸多重要思想與文學脈絡：新啟蒙運動的起伏、左派與自由主義者的激辯、文化保守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崛起所激發的大國想像。我認為，改革時代文壇與思想界爭論不休的核心議題即革命遺產為當代中國所提供的價值與靈感：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究竟應該以徹底否思社會主義實踐的方式「告別革命」，還是應該從「革命的回歸」中喚起新的替代性方案和烏托邦圖景？換言之，這是與毛澤東革命「遺骸」（the remainder and reminder of Mao’s Revolution）的對話。1976年以後，雖然革命激進主義政治實踐土崩瓦解，革命的慾望仍然以話語、符號、和想像為載體延展播散，生生不息，引起公眾討論和學術爭鳴。我將論證：有關如何「對證革命」的辯論引發了迥異的政治情感和嶄新的敘述歷史的框架—從左翼知識人的憂鬱、自由主義學人的言說到政治神學家的想像力，進而展現、更新和重釋中國（後）現代性的可能。

時至今日，兩岸三地的知識分子圍繞中國革命的歷史與記憶展開了不絕如縷的思想論戰，而與此相關的學術論述更是汗牛充棟。與傳統的觀念史研究不同，我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情感與思想之間的辯證關係：作為情感結構、道德激情和倫理判斷的「情動力」（affect）如何塑造了關於革命的文化和政治辯論？簡而言之，情感（emotion）如何參與「思想體系」的構築、影響各種「主義」、「學理」的闡發、乃至塑造形形色色的「政治立場」。

誠然，聲稱當代中國知識界仍然被革命的幽靈所困擾，最初聽起來可能有悖常理。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關於中國已從宣揚世界革命轉向「發展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說法幾乎成為西方學界的共識。在西方觀察家看來，1981年由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試圖對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做最後的歷史裁決，否定極左政治，推動形成發展市場經濟、參與資本主義全球生產的共識。 九十年代以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大陸思想界眾聲喧嘩，支持文化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的呼聲層出不窮，使得整個學界呈顯出告別革命、拒斥烏托邦空想、走向「漸進改良」和「現實主義」的趨勢。

即便世界共產革命大勢已去，正如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有革命的「魂在論」（hauntology）一說，看似抹卻的社會主義「情感結構」有如彷徨鬼魅，難以抹消，暗中解構著右翼福音主義的「歷史終結論」。與江澤民時代的放任自由不同，胡、溫政府（2002-2012）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採取了一系列帶有左翼民粹主義色彩的改革舉措來應對中國經濟發展不平等所滋生的合法性危機。其宣傳口徑也不再一味強調經濟發展，而是多管齊下，在公眾輿論界掀起一陣陣重溫紅色遺產的文化熱潮。社會主義正朔的回歸與自八十年代以來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的資本主義倫理相互激盪，使得思想場域呈現出百舸爭流的姿態。由於蘇東劇變的國際局勢、全球資本主義浪潮的席捲、以及日漸商業化的文化生活，不少大陸學者開始反思八十年代知識界的改革共識，認為必須建立一套新的話語體系和政治理想來矯正「啟蒙狂熱」。1997年，新左派領軍人物汪暉在《天涯》雜誌發表長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認為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代表了自康有為、章太炎以降愈演愈烈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在新左引領的知識潮流中，除了人文學者呼籲從思想脈絡層面闡發五四運動與共產革命的連續性之外，也有不少政治學者和經濟學家從制度層面深入考察毛時代的各種大眾經濟民主和法制實踐，宣揚以黨國體制的「自動糾錯」機制來抵禦私有化引發的社會腐敗和價值的混亂失序。這些標新立異的理論言說隨即引來堅守啟蒙理念和市場經濟的自由派學者的口誅筆伐。出於個人的經歷和現實的挫敗感，不少自由派學人對於任何復興「大鳴大放」式的政治民主嘗試深惡痛絕，他們強調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來逐漸形成一個保衛公民權利和政治民主的憲政體制。

時至今日，官方意識形態回潮和學術論戰造成的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在網絡時代的公眾輿論界更是呈現出有增無減之勢頭。2014年，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師們道歉，引發軒然大波，以至於一時間「群情洶洶，議論蜂起，唇槍舌劍，派別林立」。讚成者認為鑒於往昔歷史創傷尚未撫平，多有作惡者逍遙法外而道歉者寥寥無幾，宋氏之舉無疑對反思文革暴力、對證歷史、追求轉型正義具有促進作用。反之，譴責派認為革命摧枯拉朽的詩學正義高於人道主義的膚淺正義，而「道歉」與「寬恕」話語所蘊含的道德主義姿態將一切罪惡歸咎於毛澤東的激進政治實踐，實在是用心險惡。這些此起彼伏的思想論戰和洶湧輿情提醒我們，關於革命往昔的是非之爭，遠遠沒有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平息，反而藉著瞬息萬變的時勢去而復返，幽幽歸來。

為了進一步闡明情感在當代中國思想爭鳴中的關鍵作用，我需要先簡略介紹後毛澤東時代四種主流思潮的形成。從文革結束後到千禧年前後，中國大陸知識界基本上形成了四種立場鮮明卻又相互滲透的「主義」：（1）譴責「救亡壓倒啟蒙」、要求告別革命、恢復五四一代「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之啟蒙訴求的自由主義言說；（2）認為「新啟蒙」話語已無力回應全球資本主義的病症、並藉此推崇毛時代平等主義精神和黨國體制優勢的新左派理論；（3）提出揚棄「啟蒙」與「革命」、重建儒家政教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4）延續官方「百年國恥」的歷史敘事、迎合民間高漲的「民族復興」情懷的大眾民族主義（popular nationalism）話語。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分化、理念碰撞的背後，每一種主義的言說都蘊含了獨特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慾望。在自由派看來，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到群眾運動氾濫的「十年浩劫」，三十年的極左實踐不啻於一連串的人道主義災難，凸顯極權政治的暴虐，因而告別革命、擁抱自由民主乃是歷史正義使然。新左派卻認為，需要區分作為歷史性悲劇的文革和作為解放性理念的文革：激進民主實踐的歷史性失敗並不意味著左翼平等理念的破產。相反，只要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宰制仍四下蔓延，左翼的鬥爭總是未有盡時。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眼中，五四以降的左右之爭凸顯世俗主義（secularism）之濫觴。無論是「革命」還是「啟蒙」都是誤入歧途、積重難返的西洋現代性之產物，而唯有回到靈韻猶存的儒家政教傳統方能重鑄共識，以超越性的文明理念來維護政治共同體之存有。最後，民族主義的旗手們將毛澤東的革命大業看做是結束屈辱歷史、重建國威、復興天朝榮光的里程碑。將「大國崛起」奉為圭臬的民族主義者因此極力淡化中國革命中有關階級鬥爭、國際共運、以及反傳統主義的激進左翼元素，轉而宣揚社會主義實踐的反帝反殖民色彩。

那麼，如何解釋當代中國思想界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對革命的評價如此兩極分化，以至於一部分將「國父」毛澤東奉若神明，另一部分則將革命的遺產視為洪水猛獸？究竟是什麼導致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共識崩塌、內部分化、派系林立、最終走向政治極化？多有學者將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歸咎於不同派系的知識分子所持的基本學理立場和政治信仰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許紀霖、張旭東和汪暉等學者認為，九十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根源在於當新啟蒙運動所持「態度的同一性」瓦解之後，不同學者對於現代性的基本價值「自由、民主、市場、公正、平等」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堅持個人權利優先的自由派希望通過引入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來推進自由和法治進程，而左派則更為強調激進民主和經濟平等，認為毛時代的政治遺產有助遏制跨國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體制性腐敗。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義者關心的則是現代性的倫理規範虧空（the normative deficit of modernity）：失去了宗教靈韻庇佑的世俗國家無法以超越性的價值來塑造國民認同和政治共識。簡而言之，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共識崩塌之後，道術為天下裂。思想分化的根本原因在於「道不同不相為謀」。

學者和批評家們熱衷於從觀念史學（history of ideas）的角度將思想論爭闡釋為抽象的政治哲學話語、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之間的碰撞：「自由」與「平等」之爭、「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爭、以及「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之爭。我認為，觀念史的理路承自西方思想史家對古希臘以降高度抽象的「形而上學」傳統的細緻分梳，其方法精髓在於把「思想」看做獨立於生活世界以及歷史變遷的「物自體」的存在，其起承轉合遵循著內在的邏輯。因此，注重哲學思辨的觀念史家雖然細緻地釐清了「主義」之爭所折射的價值衝突（the clash of values），卻往往把「思想」的過程化約為抽象哲學理論體系的構築，從而忽略了思想與「生活世界」（lifeworld）之間的互動。此外，與西方語境中恪守某種理論傳統的思想流派（例如法蘭克福學派）不同的是，當代中國思想家常常以「拿來主義」的心態在幾種相互矛盾的中西學術傳統中來回切換，以令傳統學院派難以想像的方式創造性闡釋（或者歪曲）各種西洋哲學概念，將不同的理論言說糅合在一起為我所用。單從某一抽象概念入手梳理當代中國思想的譜系，難免會感覺「亂花漸欲迷人眼」，陷入時空錯亂之迷障。如果不了解抽象思想背後的「生活世界」—由思想者的情緒、記憶、生活經歷、政治信仰等構成的實相世界，我們便很難理解為何對革命遺產的理性思辨會導致強烈的情緒化反應和兩極分化的政治立場。

為了彌合這一缺失，本論題注重思想和「生活世界」之間的互動，既關注情緒、私人記憶、和政治慾望如何創生抽象的哲學概念，又注重從實相世界抽離之後的思想活動如何詮釋包括情緒、感覺和慾望在內的生命書寫。王汎森在對近代中國思想「生活性」的研究中提議，廣義的思想活動「Intellection」是「一切『思』之事物，是思想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現象」。如果思想如毛細管一般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那麼反過來說，生活世界的百態—思想家置身於凡塵之中所經歷的生活起伏、慾望、情緒—是否會反過來影響高度抽象性、概念性的哲學思想的生成？由此，我所謂之「思想的情動力」並非僅指形而上學傳統下的哲學反思，而指的是將歷史意識、倫理關切和內在「情動」（affect）轉化成各色「主義」、「理念」和「信仰」的由情入理的思維過程。

以 「思想的情動力」為切入點，這項研究旨在探討當代兩岸三地（大陸、台灣、華語世界）文學想像和思想論戰中對毛澤東革命的「遺骸」的追蹤、指認和敘述。在革命「正統」被質疑、革命慾望卻完而不了的曖昧歷史時期，烏托邦熱情喚起的情感、記憶和理念如彷徨鬼魅，構成當代思想文化界眾聲喧嘩背後三條隱而不彰的線索：一為對毛時代摧枯拉朽之暴力和破壞的沉痛批判，二為因左翼理念幻滅和歷史斷裂所觸發的耽溺憂鬱之哀思，三為革命崇高意象所激發的天啟想像和政治神學。我認為，解答後毛澤東時代文學與思想的激烈轉化的關鍵便在於處理「革命已逝」與「革命猶存」之間的辯證性。同樣面對烏托邦的塌陷，前者以超越和揚棄的方式同革命的經驗和理想決裂，而後者則藉著革命遺骸魂兮歸來之勢尋找使左翼政治「綻出」的另類可能。誠然，如此「類型學」式的解讀雖有以偏概全之虞，然而我無意從社會思想史或是觀念史學的角度梳理出一套全盤敘述。我的目的是細緻地描繪革命的情感結構、政治慾望和文學想像以嬗變的「文」與「思」為媒介，生生不息乃至愈演愈烈的能動過程。